利Ulung論文評論稿─李建霖

利Ulung論文評論稿─李建霖

記得Ulung當時邀請我當與談人時，還客氣的請我「手下留情」，那時候我還傻傻的回答：「放心啦，我一向都走溫和路線」，看了稿子以後才知道：「寫的超好還要我手下留情哦？我都不知道怎麼要怎麼留情了」面對如此強大的文稿，我勢必得用盡洪荒之力來評，才算是對的起原創。據我所知想要評論這篇的、更適任的大有人在，特別是其他也身處青年會的研究者，但我傾向用我的另一個身分─馬卡道族的觀點來看這篇文章。坦白說，不論述書寫作為一種「技術」方面或是文章中的論點，以一篇碩士論文來看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其實是可以去參賽的，這不是客套話。

Ulung的這篇論文是以青年會為核心，試圖探討它與當代身分政治的關係，但是這個無形的關係是什麼？Ulung藉由每年週期性的收穫祭儀式過程以及周邊圍繞的幾位分屬不同歷程、不同族裔參與者的生命敘事，拼湊出這個無形的「關係」，當然，文本中最重要對於「文化認同」的觀點在於，它跳脫了或者根本上否定了一種屬於「本質性」的文化預設，藉由回顧從1937年的遷居一直到1996年的分離的歷史記憶，再再顯示出文化認同實際上反映著當代社會情境而有所調整，反映在地族群互動的歷史，新香蘭豐年祭是原住民與漢人族群文化政治的角力場域。而在此我要補充的是，除了地方的族群政治角力之外，當時社會氛圍又是如何扶持了分離意識的產生（為何區別於阿美族以排灣族自居，而不再是對比於漢人的原住民新香蘭村？），除了此類政治經濟學式的推敲，是否具有諸如現代性或後現代性思維對於台灣整體社會的影響評估，畢竟「族」這個東西看似古老其實是非常「現代」的，我們當代對於族或部落的想像，是否跟我們的祖先不太一樣？（這僅僅是我的疑問，或許可以做為往後討論的參照）。

文中Ulung清楚的強調「文化復振不是文化復辟，傳統規範是未來的部落發展的指引，但不是唯一選項，部落傳統價值觀需要不同的協商過程來更新，而不是執意保留傳統而失去現代思維」，對他而言文化不是僵化、亙古不變的東西，而是一種流動的狀態，按Hall的說法是一種處於不斷becoming的狀態，這樣的文化想像是富有彈性的，是一種以「生存」為目的而可以在有限度的條件下隨時進行調整的，是一個「不斷外顯化自我主體性以尋求政治的發聲位置」，而非某些傳統人類學、民族學者所劃定固著的文化邊界，規約只有某些東西才是屬於所謂排灣族的（我沒有隱涉中研院的某位學者）。Ulung站在這個反省後觀點的高度，更進一部超越了以往對於兩者的辯論（我的論文就是停留在此），直接依此書寫出一部可貴的研究，我認為可貴之處在於它呈現出一個動態的文化認同的重塑過程，不管是拉法克的超越血緣的地域性認同、伊代與古樂樂的藉由學習過程尋找回家之路、保羅與伊度桑回歸與離開所展現的依情況而定之彈性，這些實際上都挑戰了一個對於靜態、封閉、穩固部落社會的想像，展現當代原民的分歧多樣。或許也可以大膽進一步延伸，挑戰是否真有一個排灣族文化核心的想像，當然當代對於民族的理解恐怕還沒有成熟到可以處理這個問題的地步。這樣的一個案例研究，相當適合與其他當代、全世界打著「原民性」旗號的各種族群現象、運動作為參照，進行理論的對話。

話說回來，一方面是青年會作為一種被認為不應是排灣族所有，是被他族影響並重塑後的文化組織，一方面是拉勞蘭部落很大程度的受到來自外界各種不同思維的含納及衝撞，這兩者造就Ulung以及孕育他的青年會能夠拒絕守舊的觀點，更為敏銳的感知文化的流動特質，Ulung筆下的拉勞蘭青年會是具體的展現出對抗主流文化價值和認為原民是黃昏民族必定走向消逝的命定論，這點我必須給予高度評價，當並不是其他部落沒有進行抵抗，而是在拉勞蘭身上這項特質相當顯眼。所以當我最近閱讀Clifford的新書提醒人們不要認為原住民是註定會消失的，我突然覺得有點好笑，或許是因為我自己這幾年也見證著新園青年會崛起並展現出自己路線與風格的復振過程，難以想像還有多少人真的會像十多年前一樣，悲觀地認為自己未來即將消失，也如同我們馬卡道一樣，在消失了一兩百年後，即便已經沒有語言、剩下不多的文化特徵，還是竭盡所能以各種策略、結盟，以新的姿態再度現身於當代，重新標示了自己的原民與文化身分。

其次我要談的是關於身分位置的反思與任務，這不是批評，而是同樣身處兩個位置的人的一些心得分享。我不確定Ulung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注意到一個身為insider所面臨的困境，有時候並不比outsider還是要深刻、更暢所欲言，兩者其實是各自面臨不同的關卡，並沒有誰優誰劣，以人類學的觀點而言，我們恐怕都是這兩者不同程度的混合。倘若你純粹是個insider，這一切都是熟悉且理所當然的，你將不會發現問題在哪，勢必要偏離了純正，接受了外界的思維，才有可能藉由文化差異去察覺並進一步詮釋自己的文化，去發現問題可能存在的位置，我一直都認為這是拉勞蘭的優勢，充分接觸來自外界的不同思維。我們的身分必定是多重的，不僅僅是排灣族的戰士、也是學術的戰士，我們的筆尖就是我們在這個領域裡的刀鋒，當你使用這把刀的技術達到精湛，它的威力絕不遜色任何一把真實的刀。除了部落的期待，也同樣背負學術的規範、要求與使命，學術顯然不是服從於部落，而它所對你的期待也不必然跟部落期待重合，此間的身分切換與定位是件複雜、惶恐且旁人難以理解的事。倘若需要挑戰自己的部落、族群，有時是冒險的，這不僅僅涉及到自己所身處的情境，也關係到一個群體的尊嚴、存續。學術的使命並非服務於特定群體，即便它在許多人眼中毫無用處，圈外人往往無法真正了解研究的用處（能夠幫助部落發展嗎？能吃嗎？）但我也要稍微辯駁，「有沒有用」當然這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思維，並不是這個東西真的沒用，而是我們還不知道怎麼使用。同樣我們的文化傳統以及搶救式的文化紀錄，當初都不是為了我們今天的復振而存在，而是當代人為了生存，運用其聰明才智，按照當代需求與社會氛圍重新組裝，然後賦予適當意義，它是有彈性、有策略的戰鬥位置，不是預先設定的機械、程式，這也同於Ulung論文中極力主張的─「能動性」，是一種歷史偶然性。對部落來說學術可以是一種材料，但若是要主導它變成目的性、功利性則未必是件好事。

這種「為部落所用的視角」也展現在Ulung的論文中「現代知識可為部落所用」的立場，而非同時是反向的「現代知識以極為寬廣的規模影響部落」或是「部落知識為當代社會所用」的修辭，我相信Ulung其實並不會否認這一點，但無意間採取了一種全然的「部落主體」的修辭（雖說Ulung也說明了「雙重認同策略」的立場，但展現在學校知識與部落知識的辯證之比重卻明顯失衡，以及採取一種為青年會辯護的說話位置），這也顯示出Ulung身為部落人與研究者兩種角色切換的難度，同時涉及身分倫理與研究倫理的糾結。當我們能夠意識到這個切換的「卡卡」，才會更有能力去處理多重維度的議題，比如伊代的回家渴望實際上根植於一種部落主義的預設─原鄉才是故鄉，文化必須從故鄉的土壤上長出，因此他缺乏一種對文化詮釋的信心。但如果根是可以移動的？是可以從都市的水泥地長出？是可以從各種混合土質的地面發芽？人類學者Clifford區分了兩種原民：「傳統人」與「歷史人」，前者是在原鄉生活的原民，後者是遠離原鄉並以想像的關聯存在的原民，法律通常偏向認為前者才是比較有合法性、真實性的，但是後者難道就比較不合法？前者就比較純正？我不知道。但當都市被原民翻轉為世界邊緣的時候，在台灣的都市原民也開始出現抵抗「回家」召喚的聲浪，他們要拒絕自己的雙重邊緣化。拉法克是否不是排灣族？至少對我來說他是，是文化上的排灣族，如果我們已經開始懷疑「青年會不是排灣族文化」的這種認定，那麼排灣族、原住民的定義未來將會持續調整、改寫、挑戰。我們能夠批判自己的部落與族群嗎？研究者需要關注其中複雜的倫理考量，而非「可不可以，有沒有勇敢」的行動信念。這是兩種身分任務的差異，行動者、組織者重視的是「信念」，但是思想家要求的是「懷疑」、是「反覆辯證」。

最後，Ulung是極富潛力的研究者，期待你未來的表現。